求助有关传教士门多萨的简介，资料，自传和有关他的著作(西方传教士说明朝和清朝的见闻)

门多萨，Gonzales de Mendoza，1540-1617，奥斯定会西班牙传教士，1586年出版西班牙文《大中华帝国史》，随后十年内被翻译为意大利文、法文、英文与荷兰文，是十六世纪末欧洲一部重要的介绍中国政治、制度、工艺、文化、文字的著作。 他曾于1581年抵达菲律宾，但是未能抵达中国。1583年应召去罗马，受教廷的旨意，收集有关中国资料，写成《大中华帝国史》一书，并于1586年出版。门多萨，Gonzales de Mendoza，1540-1617，奥斯定会西班牙传教士，1586年出版西班牙文《大中华帝国史》，随后十年内被翻译为意大利文、法文、英文与荷兰文，是十六世纪末欧洲一部重要的介绍中国政治、制度、工艺、文化、文字的著作。 他曾于1581年抵达菲律宾，但是未能抵达中国。1583年应召去罗马，受教廷的旨意，收集有关中国资料，写成《大中华帝国史》一书，并于1586年出版。 1545年出生在西班牙的多莱西亚·德加麦罗斯，1562年即他17岁时去墨西哥，历时9年。1564年在墨西哥城加入奥斯定会，成为一名修道士。当西班牙征服了菲律宾群岛而隔海眺望中华大地时，门多萨也有了去中国的机会。1580年，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派出一使团出使中国，门多萨亦是成员之一。1581年，门多萨一行抵墨西哥，准备横渡太平洋，经菲律宾前往中国。但不巧的是，由于西班牙和菲岛的政治形势有变，他们的赴华使命未能实现。门多萨从墨西哥回到西班牙，1583年去罗马，拜见了教皇乔治十三。当时天主教极欲在东方拓展势力，地广人众的中国成了罗马教廷的关注地，苦于对中国历史、文化诸方面的茫然无知，急需有一本关于中国社会林林总总的资料汇编，教皇于是要求门多萨广泛搜集资料，编写出一部“关于中华王国已知诸物”的书籍。门多萨应教皇之命，通过对前人的使华报告、文件、信札、著述的收罗及整理，化时两年，终在1585年将《大中华帝国史》付梓印行。 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研究领域

中国文化史 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学术研究

门多萨并未亲临中国，亦不懂华文，他之所以能写出一部影响广泛的史著，是由于他充分利用了他同时代人有关中国的资料收集和研究成果。例如：欧人的使华报告、带回欧洲并经人翻译了的中国书籍，还有在他之前出版的欧洲汉学著作等。《大中华帝国史》的材料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 葡萄牙历史学家巴洛斯(J．de Barros)在1539年至1563年写成的《亚洲史》。巴洛斯没有到过中国，亦不通华文，但他买了一个懂中、葡文字的华人奴仆为其翻译中文材料，故此书介绍中国的方面，可信程度较高。例如，它第一次介绍了中国的15行省(即明代的两京13布政司)，其中沿海省份为6个；还第一次提到了中国的万里长城及其纬度，这是中世纪大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所未提及的重大遗漏。门多萨在介绍中国地理及科技时，均引用了这些材料。但巴洛斯的书是用葡文发行的，影响有限。 葡萄牙多美尼各会会士克鲁兹(G．de Cruz)在1569年出版的《中国志》（Tractado emque se cōtam muito pol estéco as cous da China）。与以前杂述东方及中国的欧洲书籍不同，这是欧洲第一部专门介绍中国的著作，在葡萄牙的埃武拉(Evora)以葡文印行。克鲁兹曾在东南亚一带活动过，1556年曾在广州居住数月，故此书不乏其耳闻目睹之事。《中国志》最重要的材料是来自中国的地方志以及其他著作的译文，这本书对中国及其邻国的地理关系作了较为正确的介绍，并提到了中国的佛、道两教、科举制度、科技、农业、语言等，是《大中华帝国史》的主要参考资料。门多萨充分认识到该书的价值，在自己的著述中不仅利用了该书的资料，而且在对待中国文化的评价上也颇受克鲁斯的启发和影响。 门多萨还参考了艾斯卡兰蒂(B．deEsaclante0的《葡萄牙人航行世界东方记》。 《大中华帝国史》的另一重要参考资料，是西班牙人拉达(M．de Rada，1533——1578)的使华报告及其带回的中文书籍。 拉达是奥斯定会士，1575年带领一使团出使福建，请求贸易和传教。由于中国当局对外人防范较严，拉达的外交使命并未取得成功。但他却从中国得到了许多书籍，并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全面地叙述了中国的版图、人口、城市、政治、经济、军事、风俗习惯。这些中文书籍及备忘录都被带回西班牙，最终成了《大中华帝国史》的资料来源。门多萨在他的书中，介绍了“拉达会士及其会友从中国带回书籍的内容”，即： 描绘整个中华帝国情形及15省位置、每省的面积及邻近王国；献给皇帝的贡物及租金、皇宫中的规矩、皇帝给大臣的俸禄、宫室名称及大小；每省的纳税数目及规章、时限，何时及如何恢复纳税；造船技术、航海规则，每个港口的海拔高度，特别是每个港口的吞吐量；中华帝国的古代史、世界起源观、何时由何人开天辟地；该帝国的历代帝王、继位和施政原则、生平与习惯；偶象(他们奉之为神)崇拜的祭礼，这些神的名称、来历、何时祭奉；他们如何看待灵魂不洁、天堂地狱，葬礼方式、丧服式样；中华帝国的法律，何时由何人制定；对违法者的惩处，及有关其德治政府、政治的许多事情；各种草药，或草药书籍及如何用它们来治病；各种医书，这是由该王国古今许多专家编纂的，包括治病、防病的方法；宝石和金属的性质、自然物质的优点，人们对珍珠、金、银和其他金属的使用方法、与使用其他物品的比较；关于天空、行星、星体的知识，它们的运转和特殊影响；他们所知的关于各个王国和民族的知识，以及这些王国和民族的特殊事物；圣人们的生平和情操、生于何处、死于何处、葬于何处；棋规、如何变戏法和表演木偶戏；音乐和歌曲，作者是谁；数学和算术及其运算法则；胎儿在母腹中的各种影响、每月应如何供养、顺产和难产；建筑术、各种建筑物及长宽式样、大建筑物的长宽比例；优、劣土壤的性质，如何鉴别它们，每年在这些土壤上种植何物；占星术及其判断，如何学习其规则、如何甩动符鉴以占卜；书法、书画及其他标志和记号，所代表的意义；写字的规则，如何根据各人的职位高低，授予他们不同的称号；如何养马和驯练它们奔跑、跋涉；如何测梦、出门时如何预测吉凶；全帝国人民的衣着外貌，从皇帝本人直到其下属各级官员的官服标志；如何制造盔甲和军械，如何编列队形。 门多萨还特别指出：“这些会士带来的收籍和其他物品，随着《大中华帝国史》已作的介绍或将作出的介绍，其所有内容都要公布于世，这些材料由出生于中国的人士翻译并由西班牙人带回菲律宾”。门多萨在《中华大帝国史》第17章中，将上述图书内容共归纳为28类，主要涉及到：

一是中国疆域及 15个省的设置；二是贡赋与税收以及行政体制；三是中国历史及帝王世系；四是宗教与礼仪；五是法律与教育；六是民族与外交关系；七是音乐与艺术；八是自然科学的成就。 但是，拉达究竟从中国带去了什么书以致门多萨能据此写成煌煌大著呢?据法国、美国和我国学者的考察，大致有以下几部中国文献： 《资治通鉴节要》，宋司马光著，20卷共4册，1541年刻；《类编历法通书大全》，16世纪版，但不全，计有第10至19卷；《通书》，仅第10卷；《徐氏针灸》，明徐凤廷著，1531年版；《耀目冠场擢奇风月锦囊正杂两科全集》，戏剧剧本及戏曲、散曲，16世纪版；《新刊按鉴汉谱三国志传绘像大全》，明嘉靖版；《新刊补订源流总汇对类大全》，百科全书类，对中国宫殿、建筑、乐器、用具、鸟兽等多有介绍。 门多萨对中国的认识还得助于赫罗尼莫·马林与米格尔·洛尔加。他们都曾与拉达前往福建。1580年菲利浦二世向中国派出使团时，马林作为使团的成员曾与门多萨同船前往墨西哥，并在那里滞留了10个月。他们朝夕相处，门多萨有机会向马林请教中国问题。洛尔加后来把他的在华见闻写入《信史》（Verdadera Relacion）一书中，这又给门多萨提供了一些新的资料。 再有，西班牙方济各会修道士彼得罗·德·阿尔法罗（Pe－dro de Alfaro）和其他三名同一教宗的修道士1579年游历广东省后，曾写有游记。1581年至1584年方济各会修道士马丁·伊格纳亚奥·罗耀拉（Martin Ignacio Royola）从塞维利亚出发，途经中国，做了一次环球旅行之后，也曾写有札记。此两书中有关中国的记载给门多萨留下深刻印象，他把这两部旅行札记附录在《中华大帝国史》的第二部分中。 综上所述，由于门多萨广泛阅读和接触到16世纪有关中国的各类记载，因而他的《中华大帝国史》与其他同时代的同类著作相媲较，内容更丰富、更充实，也更全面。特别是他利用了一些中国典籍的译文，使他的著作更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他没有亲自造访中国的遗憾。为了表明这些中国资料对于他完成《中华大帝国史》的重要意义，门多萨如实地将他的这部名著命名为《依据中国典籍以及造访过中国的传教士和其他人士的记叙而写成的关于中华大帝国最负盛名的情事、礼仪和习俗的历史》（Historia de las Cosasmás Notables， Ritos y Costa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Sabidas asi por los Libros de los Mismos Chinas，como por Rela-ciones de los Religiosos， yotros Personas que Han Estado en elDicho Reyno）。《中华大帝国史》不过是此书名的简称。 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主要学术成果

《大中华帝国重要事物及习俗史》

从王夫之的文明多元起源论看华夷之辨的实质（转）文章提交者：玄幻之剑加帖在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http://www.kdnet.nethttp://club二是cat89八是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1093158最近看了明朝时期来到中国的葡萄牙人曾德昭写的《大中国志》一书,觉得还是很有意思。曾德昭是耶稣会士，1613年到达中国南京，1636年返回欧洲，在旅途上完成了《大中国志》。他在中国呆了22年之多，对当时处于明朝末期的中国，应该说了解还是比较透彻的。西班牙人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里介绍的明朝，时间段主要是万历十年以前，基本上属于明朝中期到晚期的过渡阶段，根据的材料主要是这个时期，亲自到中国的一些葡萄牙军人，还有葡萄牙西班牙的传教士的记载，比如在嘉靖时期海战中被明朝政府抓住并关进监狱的加列奥特的《中国见闻录》，在中国广州住了几个月的克鲁兹写的《中国情况记》，还有出使中国商议消灭海盗事情的马丁.德.拉达的记载，根据这些记载，门多萨对中国的富裕繁荣，以及文明程度，文化礼仪，政治经济做了高度的评价。而曾德昭与之不同，他在中国跨越了万历，天启，崇祯三个时代，基本已经属于明朝灭亡的前夜，那么他记载下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呢？是否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在明朝政府极端黑暗腐败的高压统治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极端痛苦之中云云？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曾德昭笔下的明朝依然是相当的富裕繁荣，在各方面都令人赞叹。如果把笔下的明朝末期的中国和1793年英国派遣到清朝的使者马嘎尔尼记载下满清统治的中国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明朝末期的中国居然远比那个所谓康乾盛世的中国富裕文明的多，各方面都优越的多。当然，曾德昭在中国大部分的时间都停留在南方，根据记载，他“复入内地后，留居浙江数年，居杭州时为多”。而南方远比北方富裕繁荣，难免让他的记载显得不够全面，但这并不能影响我们的对照判断，因为要知道马嘎尔尼访问满清的时候，也是从南方再到北方的。而马嘎尔尼记载下的中国南方都是那样的令人厌恶丑陋。下面我摘录一些曾德昭的记载“我曾在流往杭州的南京河的一个港湾停留8天，……，一个砂漏时辰过去，仅仅数数往上航行的船，就有三百艘。那么多的船都满载货物，便利旅客，简直是奇迹。船只都有顶篷，保持清洁。有的船饰以图画，看来是作为游乐之用的，不是运货的”“所有的省都不乏长寿和愉快的人，可以看见许多精力旺盛和健壮的老人”“他们的住房因设计良好而便于住宿，整洁舒适”“他们种植许多蔬菜，供百姓常年食用”“他们在各地，即使小村镇，都有充足的肉食，全年最常食用的是猪肉，牛肉去骨售卖，他们的鹿肉很少，也不怎么爱吃它”“中国人特别喜欢花，他们有非常美丽，但不同于我们的花。我们有的，他们也有。有一种没有甚么味道的丁香紫罗兰。他们极力在园子里种植全年各个季节的花，在园里，它们看来很希奇。”“中国人是如此之多，我在那里生活了22年，离开时和刚到时一样，拥挤的人群令人惊叹。情况确是这样，决非夸张，不仅城镇及公共场所（有的地方，如不用力推攘就不能通行），甚至在大道上，也汇集了大群的人，很象欧洲通常过大节或群众集会，如果我们查看总户籍簿，其中只登录纳税人口，而不记载妇女儿童、太监、文武教师（人数几乎无穷），共有5805万5180人人（引者注：明末中国人口至少在两亿以上，应该接近三亿。这也可以和曾德昭这里的记载相印证，5千多万的人口不包括女性，不包括儿童，也不包括文官阶层，应该还不包括一大部分的流民和商人阶层，所以接近三亿应该是保守的估计）”“这个国家的财富值得称羡，从上述可以看出，除盛产各种谷物以及一切生活所需东西以外，他们还把所有东方最好最贵重的商品售卖给外国人。”“中国大部分最好的商品都由此处（引者注：这里指的是广州）运往各地，因为它是中国最开放和自由的交易地点。且不说6个邻国的土著和异邦人运走的各种货物，仅葡萄牙运往印度、日本和马尼拉的货物，每年约有5300箱各类丝绸，每箱装有100匹真丝，天鹅绒花缎和缎子、轻料如半花缎、彩色单层线段，还有250块金子，及每块重12盎司的2200块金锭，此外的货物还有瓷盘，镀金器皿，糖，中国木，大黄，麝香，……即使长篇开列也不能尽举其名”“（福建省）这个省滨海，是中国输出大量商品又一个优良港口，当地的勤劳百姓，把货物运往马尼拉、日本等地区”“在海关……有更多的方便。没有堆放、过磅和检查货物的房间，也不需从船上取出货物，只察看一下并根据商人的簿册，征收一笔适当的税。若旅客不是商人，即使他一人带着奴仆，载运

五、六口箱子以及许多其他物品，他从一地赴另一地时，一般都把东西留在船上，并不打开检查，更不付税。这对欧洲的海关和税务所是一个好榜样，欧洲的穷旅客遭到凶狠野蛮的劫掠搜夺，随身携带的所有东西还抵不上向他索取的税”“（浙江）论富庶它超过许多其他省，可以称作中国商品潮流的最佳源头。它的特产是丝绸，无论生丝还是成品，也不管是茧还是原料，都运往各地。总之，中国输出的丝绸，都产自该省”“南方九省的最后一省是南京，……是中国最好的省份之一，也是全国的精华。……其西部地区最富庶，盛产棉纱，……仅在常州城（Xanuchi）城及附属广大地区，就有20万台织布机。……由于织布机小巧，一间屋子内常常安放许多台，差不多所有的妇女都从事这种行业”“南京城……我认为它是全国最大最好的城市，优良的建筑，宽大的街道，风度优雅的百姓，以及丰富优良的种种物品。它有令人惊羡的游乐场所，境内人口众多，……各处能遇到拥挤的人群，街道难以通行。此外，无数的宫殿、庙宇、楼塔以及桥梁，使城市显得非常壮丽。”“中国人天生好经商，不仅从一省到另一省做买卖，获得大利，甚至也在同一城市做生意。商店里有的东西，街上几乎都有售卖。……富有的商人信用良好，很守时（葡人多年的经验证明了这点）”“中国人温良多礼，喜交谈，因此，在这点上，我们那些仅住在澳门和广州的人是不相信的，因为他们在那里可以说是处于不断的战争状态，起因是葡萄牙人的奴仆和中国人之间每天都发生矛盾冲突。……但在中国其他省份和内地，如我们所述，他们恭敬有礼的和我们交谈，所有集会上都把我们当作上宾，不为别的，只因我们是异邦人，因此他们称我们是来自远方国土的客人，有所需要时，他们从不拒绝借给我们所需求的东西，即使价值超过我们给他们的抵押，也不要利息”“中国人爽快的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他们最喜欢的欧洲工艺品是我们的钟，但现在他们已生产很好的桌钟，并能生产类似的小钟，价钱和我们的相当，他们生产的某些东西，如在我们这儿生产，价钱会十分昂贵”老实说，在曾德昭的记载中，最让我注意的并非是关于物质财富或其他方面的描述，而是这一段话：“中国人爽快的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这样的评价和长期以来灌输给我们的明朝中国人的形象大概是完全不符合的吧，一直以来，从小到大，我们被灌输的明朝中国的形象都是，首先明朝和清朝是一样的，所以明清明清，总是放在一起说，其次，那时候的中国人都是愚昧僵化，盲目自大，井蛙观天，以天朝上国自居，对西方外来事物不屑一顾或者一律看成是奇技淫巧，等等。这样的灌输，当然根本是错误的。最根本错误就在于把明朝和清朝混淆起来，实际上明朝是明朝，清朝是清朝，从明朝到清朝，文明发生了根本性的断裂，中国人的气质和心态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明朝的中国人眼界宏大，心胸开阔，能热情积极的引进吸收外国先进的事物，这从曾德昭的记载中也得到了证明！而到了将近两百年后的满清统治下，那个“英明圣武”的乾隆皇帝写出的却是这样愚昧的令人鄙视的文字“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筋，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其实我在过去的文章已经指出明代的人心态普遍是积极开放，豁达自信，有宏大的眼界，开阔的胸襟，并且用大量的事实加以证明，这里不妨再引用一下：明代正德嘉靖年间一直做到兵部尚书的王廷相就已经在中说“天,一也;天下之国,何啻千百,天象之变，皆为中国之君谴告之，偏矣。以为千百国皆应之，而国君行政之善恶，又未必一日月而均齐也”王廷相认为中国只不过是这千百个国家中的平等一个，认为如果天象之变都“为中国之君谴告之”，那就“偏矣”，也就是说那就是老天太偏心了。这样的观念可以说明当时明朝的知识分子对于对于天下的认识已经相当开阔，不再把目光仅仅局限在中国本土，而是确切认识到中国不过是世界许多国家中的普通一个而已。再看看艾儒略记载的明朝内阁首辅叶向高的事迹，当时利马窦死后，明朝政府赐予葬地“时有内宦言于相国叶文忠（叶向高）曰：‘诸远方来宾，从古皆无赐葬，何独厚于利子？’，文忠公曰‘子见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如无论其它，即其译《几何原本》一书，即宜钦赐葬地’”明朝的内阁首相如此看重几何原本，可见胸襟见识不凡。再拿一个有代表性的，明末著名的反清志士，和满清不共戴天逃亡日本的朱舜水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与陈遵之书》）这又是何等豁达，是何等自信开放的胸襟。李申在《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说的好，明朝“没有人号召‘师夷之长’，因为根本用不着号召。明朝人对待各种技术的一般态度是：只要好，我就用，不管它来自哪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心态，尽管当时西方殖民者多次侵略骚扰中国，被中国军队打败，但明朝政府依然能够积极的向被自己打败击退的敌人身上学习好的东西正德十六年，明朝政府下令将占据屯门的葡萄牙人驱除.明军当时的将领是汪鋐，葡人被打的溃不成军，死者狼藉，很多人被明军俘虏，就连从暹罗开往中国的葡萄牙船只也大部被捕获．剩下的葡萄牙人眼看要全军覆没，只得连夜溃逃而去．汪鋐在屯门打败了葡萄牙人之后，缴获了许多葡萄牙人使用的枪炮．他马上上疏给明朝政府，认为这个兵器发展的潜力很大，威力很大，要求大量仿制改进并装备部队．明朝政府马上听从了汪鋐的建议，并提升汪鋐为右都御史，专门负责这件事情．以后明代的火器基本上都是相当敏锐的紧跟整个世界的动态，一发现最新式的火器，马上就是不遗余力的大规模仿制和改进，并且自身独立研制和创造的火器的能力也在不断增长，到最后无论在火器的研制还是火器的装备规模上已经有反超西方的趋势。甚至对于来访的西方人，明朝的官员都不会放过他们随身携带的火器，而是要拿去研究仿制。在1585年出版的西班牙人门多萨著的《中华大帝国史》中记述菲律宾群岛圣奥古斯丁会主教马丁.德.拉达修士和他的同伴遮罗尼莫.马丁修士以及同行的西班牙军人到明朝来联络消灭中国海盗林风的事情，其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下一天，总督派人去访问我们的人，向他们要一把剑，一支火绳枪和一个火药桶：因为他要据此制造。我们的人把这些送去，后来得知他们仿制了，尽管不那么完全相同。”有人会问了，你上面说的这些东西，和你这篇文章的题目有什么关系？不要急，肯定是有关系的。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传统观念里有一个华夷之辨的观念，而我们一直被灌输的思想就是“华夷之辨”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观念，反映了中国传统观念的封闭僵化，盲目排外的思想，所以要加以严厉的批判。可事实真的如此么？为什么历史事实和这样的说法完全不同呢。事实上看一下汉，唐，宋，明这些以汉人为主导民族建立的国家，无一不是有一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魄，对外来文明中优秀的东西抱着虚心学习，积极吸收的态度，这些时代的人民也好，知识分子的主流也好，普遍都有开放豁达的心态。这样的事实，不能不和某些人所批判的华夷之辨的观念产生冲突。华夷之辨真实内涵究竟是什么？其实明朝的瞿太素已经表达的很清楚了！瞿太素说：“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显然瞿太素在这里表达的华夷之辨的实质不是国家之辨，民族之辨，地域之辨，而是文明与野蛮之辨！中国传统观念里的“华夷之辨”，从来排斥的不是其他文明中优秀的先进的东西，恰恰相反，排斥抵制的是野蛮的落后的东西，对文明，哪怕是来自再遥远的地方的其他文明，中国都是抱着开放的态度来接纳和吸收的如果觉得瞿太素说的还是不够详细，不够透彻。那么就让我们来看明朝培育出来的末期四大思想巨头（这四巨头是方以智、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之一的王夫之说的一段话。在王夫之的这段话里，他提出了在他那个时代，相当大胆惊人的假说，放在当时全世界范围来看，这也是最为先进的而且相当具有独创性和前瞻性的思想。让我们先来看他的原话“大昊以前，中国之人若麋聚鸟集，非必日照月临之下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国。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征之，迨此之盛，则彼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从知之也。”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大昊以前，中国人不过是麋聚鸟集的野蛮人而已，但未必在日照月临之下的全世界都是如此。肯定在某个地方存在一个比中国更早步入了文明的社会，只不过因为人力不通，所以那边文明正处于强盛时期的时候，中国这边由于处于野蛮状态，而不能知道罢了。而到了中国文明强盛起来的时候，那边的文明衰落了下去，不能显示出它的光辉，所以中国这边也还是不能知道罢了。这段话本质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观点，也就是“文明是由互不相知的各民族分别创始的多远独立发生论”。并且这里还包含了两个具体的观点，第一个是文明在空间上的波动起伏，也就是同一时间里，当中国文明处于蒙昧野蛮状态的时候，别的地方文明已经相当强大，反之亦然。第二个是文明在时间上的波动起伏，中国从野蛮进到文明（再进一步，还完全可能从文明变回野蛮，王夫之在下面做了论述），而其他地方的文明也会经历这样波动起伏的过程。这段话大胆创新到什么程度，我们只要对比同期西方的思想就清楚了，当时的西方理解的世界文明历史，还完全是按照圣经的记载，也就是现在的世界的文明都是从大洪水以后挪亚方舟保存的生命开始而流传下来的，当西方从传教士那里得知中国的历史长度超出了圣经的记载，还引起了轩然大波。而这时候王夫之却已经大胆的提出中国的文明并不是最古老的，完全有可能存在比中国更早的文明，更先进的文明，这不能不说是相当有创造力，相当大胆，领先于整个世界的思想。当然在几十年以后，西方意大利的维柯（1670-1744）也提出了类似的假说，但他提出的水平却远远低于王夫之，论证的过程带有神秘气味，而王夫之则完全是根据理性的推理。王夫之说“在近小间有如此者，推之荒远，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易》曰：‘乾坤毁则无以见易’，非谓天地之裂也，乾坤之大文不行于此土，则其德毁矣”也就是王夫之先考察近的地方、小的地方（这主要是他根据对中国的一些先进地区，落后地区的考察，这些地区文明与野蛮程度的互相转化而说的，我偷懒就不在这里摘录了）得到的规律，然后再推广荒远的地方，经过这样的理性分析，逻辑推理才得出结论说，当中国处于混沌野蛮的时候，遥远的别的地方却处在文明状态，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接下来王夫之进一步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这是值得格外注意的，也是本文的要旨所在。他说“中国之文，乍明乍灭，他日者必且陵蔑以之于无文，而人之返乎轩辕以前，蔑不夷矣。”也就是说中国的文明一会儿明亮，一会儿熄灭，将来必定消失退化到没有文明的状态，人也退化返回到轩辕以前，没有一个不是夷狄（“蔑不夷矣”）。显然这里的“夷”正是和文明对立的野蛮的同意词。王夫之这里，为什么要这么说？他正是看到了当时中国被野蛮的满清所统治，因此作出了这样一个大胆的预言，应该说他的预言完全得到了证实。明朝时期中国被西方传教士看成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度，人民也是文明程度最高的，经过满清两百多年的统治之后，到满清末期，几乎所有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国都成为了一个野蛮的国家，人民都是野蛮的半开化的人。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王夫之悲痛的预言。为了更清楚的理解王夫之的观点，我们不妨再看看他的文明进化论的观点（事实上已经接近生物进化论的门槛了）。王夫之说“故吾所知者，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禽兽不能备其质，夷狄不能备其文……所谓饥则呴呴，饱则弃余者，亦直立之兽而已”也就是说，中国这块地方，在轩辕以前，也就是夷狄，太昊以上，就是禽兽（在这里王夫之，已经提出了动物禽兽进化成人的概念，当然明朝正德年间的思想巨人王廷相就已经提出了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概念，可以说是进化论思想的先驱）。很显然，王夫之这里的所说的夷狄不是一个国家概念，不是一个民族概念，更不是一个地域概念，而完全是一个判别文明程度的概念，夷狄就代表着野蛮。华夷之辨中的“夷”既然代表的是野蛮，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华”当然同样不是一个民族概念或地域概念，而是代表文明。华夷之辨的实质就是文明与野蛮之辨。中国传统观念里华夷之辨的要害就在于保卫文明，抵抗野蛮的侵略，防止一切野蛮对文明的侵略导致的社会倒退文明破坏的悲剧的发生。即便从现代来看，华夷之辨的思想都是极其先进，不容质疑的。正是从文明进化，防止野蛮民族对文明的破坏，使社会发生严重倒退停滞的宏观大视角出发，王夫之斩钉截铁掷地有声的提出一个论断“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这话，百年之下，读来，犹如雷震耳，虎虎有生气。翻译成白话，就是说，一个文明国家的政权，可以让出来，可以继承下去，也可以革命造反加以变动，但决不能让野蛮加以统治掺杂。那样就会导致文明停滞倒退甚至毁灭的灾难性的后果，也就是王夫之所说的“中国之文，乍明乍灭，他日者必且陵蔑以之于无文，而人之返乎轩辕以前，蔑不夷矣。”根据王夫之评传一书的作者所说，事实上“在王夫之看来，纯粹的‘夷狄’文化尚有其长处，而如果华夏的文化退化为‘夷’，为‘野’，那所产生出来的乃是一种更加不祥的新劣种”，中国在明灭亡之后，悲剧性的历史发展进程，也证实了王夫之的这种观点，不能不说王夫之的思想实在是具有相当的洞察力。但王夫之也并没有因此陷入绝对的悲观绝望，一方面“他深信‘日照月临之下’，必有文明的存在”，“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也就是说王夫之深信，就算中国的文明毁灭了消亡了熄灭了，用他的话说“陵蔑以之于无文，而人之返乎轩辕以前，蔑不夷矣”，但在这日照月临之下的世界上，肯定还会有别的文明的存在，“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只要文明的火种还能在‘日照月临之下’的世界上传承下去，那也就没有什么好怨怪的。另一方面，王夫之也深信，中国的文明虽然目前处于满请的残暴压制之下，趋于毁灭，但将来一定还会有崛起的那一天，他充满激情的预言“尽中区之智力，治轩辕之天下，族类强植，仁勇竞命，虽历百世而弱丧之祸消也。”也就是只要能族类强植，仁勇竞命，就算经历一百个世代，中国的文明也终有消除弱丧之祸，重新崛起的时候！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完全明白满清统治以前中国“华夷之辨”的观念实质就是文明与野蛮之辨！只有到了满清统治下，这个概念才被阉割歪曲成一个愚昧狭隘盲目自大的排外观念，才炮制出什么“学夷长技以制夷”这种不伦不类的畸形口号，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文章提交者：尼康加帖在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http://www.kdnet.net每读此史,一声长叹!文章提交者：538745 加帖在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http://www.kdnet.net今天不必自扰是汉人还是满人。但是必须对历史有个客观的态度，对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也有明确的是非。文章提交者：哼哈一人加帖在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http://www.kdnet.net俺以前对华夷之辨的实质理解也是文明与野蛮之别,过多着墨于血统的意义不大。另，不知谁最先作出凡举清，必明清一承的论调?文章提交者：衣冠北还加帖在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http://www.kdnet.net夷狄不是一个国家概念，不是一个民族概念，更不是一个地域概念，而完全是一个判别文明程度的概念，夷狄就代表着野蛮。华夷之辨的实质就是文明与野蛮之辨。中国传统观念里华夷之辨的要害就在于保卫文明，抵抗野蛮的侵略，防止一切野蛮对文明的侵略导致的社会倒退文明破坏的悲剧的发生。即便从现代来看，华夷之辨的思想都是极其先进，不容质疑的。“在王夫之看来，纯粹的‘夷狄’文化尚有其长处，而如果华夏的文化退化为‘夷’，为‘野’，那所产生出来的乃是一种更加不祥的新劣种”，中国在明灭亡之后，悲剧性的历史发展进程，也证实了王夫之的这种观点，不能不说王夫之的思想实在是具有相当的洞察力。文章提交者：换名加帖在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http://www.kdnet.net看看葡萄牙人对明朝末年的评价，对比英国人马尔嘎尼对所谓“康乾盛世”的描述，不难得出满洲人真不愧是野蛮人。文章提交者：衣冠北还加帖在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http://www.kdnet.net李申在《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说的好，明朝“没有人号召‘师夷之长’，因为根本用不着号召。明朝人对待各种技术的一般态度是：只要好，我就用，不管它来自哪里。”满清统治以前中国“华夷之辨”的观念实质就是文明与野蛮之辨！只有到了满清统治下，这个概念才被阉割歪曲成一个愚昧狭隘盲目自大的排外观念，才炮制出什么“学夷长技以制夷”这种不伦不类的畸形口号，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明朝正德年间的思想巨人王廷相就已经提出了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概念，可以说是进化论思想的先驱）。王夫之这里，为什么要这么说？他正是看到了当时中国被野蛮的满清所统治，因此作出了这样一个大胆的预言，应该说他的预言完全得到了证实。明朝时期中国被西方传教士看成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度，人民也是文明程度最高的，经过满清两百多年的统治之后，到满清末期，几乎所有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国都成为了一个野蛮的国家，人民都是野蛮的半开化的人。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王夫之悲痛的预言。

四大发明是指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及胶泥活字印刷术。造纸术（也称蔡侯纸）由蔡伦改进；指南针的发明是我国汉族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对物体磁性认识的结果；火药是中国汉族炼丹家发明于隋唐时期；胶泥活字印刷术是由北宋时期毕升发明的；指南针指南针是用以判别方位的一种简单仪器。前身是司南。主要组成部分是一根装在轴上可以自由转动的磁针。磁针在地磁场作用下能保持在磁子午线的切线方向上。磁针的北极指向地理的南极，利用这一性能可以辨别方向。常用于航海、大地测量、旅行及军事等方面。指南针的N指北方，E指东方，W指西方，S指南方

。中国是世界上公认发明指南针（Compass）的国家。指南针的发明是我国汉族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对物体磁性认识的结果。由于生产劳动，人们接触了磁铁矿，开始了对磁性质的了解。人们首先发现了磁石吸引铁的性质，后来又发现了磁石的指向性。经过多方面的实验和研究，终于发明了实用的指南针。最早的指南针是用天然磁体做成的，这说明中国汉族劳动人民很早就发现了天然磁铁及其吸铁性。据古书记载，远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正处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期，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生产更是兴盛发达，因而促使了采矿业、冶炼业的发展。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人们从铁矿石中认识了磁石。最早的指南针是司南。造纸术造纸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项杰出的发明创造。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织丝的国家。汉族劳动人民以上等蚕茧抽丝织绸，剩下的恶茧、病茧等则用漂絮法制取丝绵。漂絮完毕，篾席上会遗留一些残絮。当漂絮的次数多了，篾席上的残絮便积成一层纤维薄片，经晾干之后剥离下来，可用于书写。这种漂絮的副产物数量不多，在古书上称它为赫蹏或方絮。这表明了中国汉族造纸术的起源同丝絮有着渊源关系。造纸术（也称蔡侯纸）蔡伦改进。东汉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蔡伦在总结前人制造丝织晶的经验的基础上，用树皮、破渔网、破布、麻头等作为原料，制造成了适合书写的植物纤维纸，改进了造纸术，才使纸成为人们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被称为“蔡侯纸”。对纸的概念有个统一认识。什么样的物品叫“纸”。火药一种黑色或棕色的炸药，由硝酸钾、木炭和硫磺机械混合而成，最初均制成粉末状，以后一般制成大小不同的颗粒状，可供不同用途之需，在采用无烟火药以前，一直用作唯一的军用发射药。火药是中国汉族炼丹家发明于隋唐时期，距今已有一千多年了。火药的研究开始于古代道家炼丹术，古人为求长生不老而炼制丹药，炼丹术的目的和动机都是超前的，但它的实验方法还是有可取之处，最后导致了火药的发明。印刷术雕版印刷：据载是北宋时期毕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技术。但四大发明中的活字印刷术并非现代印刷术的前身，而据李约瑟所论北宋制的胶泥活字印刷术有许多劣势的地方。目前发现最早的雕版印刷成品是一单页版梵文撰写的《陀罗尼经》，该经是印在亚麻纸上，于650年至670年间出版，且在1974年于西安附近的唐代陵墓出土。1966年，考古学家在韩国发现了一本微型《陀罗尼佛经》，该经内含唐朝女皇武则天（约690年-705年）颁行的则天文字。学者断定该经不早于704年，后来被珍藏在一座建于751年统一新罗时代的舍利塔里。不过，已知最早一般大小的印刷出版书籍，是唐代（618年-907年）间刊行的《金刚经》。该经长五是18米（17英尺），卷轴格式，可追溯到唐懿宗咸通9年农历4月15日（即868年）。学者李约瑟和钱存训（Tsien Tsuen-hsuin）的记述表示金刚经的书法雕刻远较较早印行的单页版陀罗尼经更为先进，更为精巧。另外，两个最古老的印刷农历日期为877年和882年，它们是在当时佛教圣地敦煌被发现；活字印刷：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曾在《梦溪笔谈》中有一篇文章叫《活板》，其中详细介绍了活板印刷术的全过程，通俗易懂，非常详细。在他写于1088年的著作《梦溪笔谈》中，将此发明归于不知名的工匠毕升（990年-1051年）。随著烧结陶土字符的使用，沈括描述毕升制作字形、捡字排列、印刷、并在印刷后拆解留待后来使用。毕升曾尝试木制活字，但木制活字一直要到元朝（1271年–1368年）王祯（活跃于1290年至1333年）的木模才趋完善。王祯亦将文字按照音韵组合置于有小隔间的转轮排字盘以方便捡字。至于铜版活字要等到明朝（1368年-1644年）华燧（1439年至1513年）于1490年的印刷作品才趋完美木活字：元代，著名农学家与机械学家王祯发明了木活字，并创造出比较简捷的适于汉字复杂特点的转盘排字方法；后又发明了金属活字，使活字印刷得到了改进。唐代的雕刻印本传到日本，8世纪后期日本完成了木板《陀罗尼经》以后又传到朝鲜、中东一带和东欧。15世纪，德国人学会了用合金铸字，从此毕升首创的活字印刷在欧洲各地推广开来。[3]小结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早期的印刷是把图文刻在木板上用水墨印刷的，木版水印画仍用此法，统称“刻版印刷术”（亦称“雕版印刷术”）刻版印刷的前身是公元前流行的印章捺印和后来出现的拓印碑石等。造纸和制墨等生产技术出现之后，逐渐发明了刻版印刷技术。刻版印刷的始创时间，众说纷纭，尚未定论。众多群众认为它始创于东汉，发祥在洛阳，盛行于隋唐。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物是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印制的《金刚经》（它全郑长4877毫米，高244毫米，由七张粘连起来而成一卷。卷首有释迦说法图，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题记。原藏于甘肃敦煌千佛洞，1899年发现。1907年为英国人斯坦因盗去，现存于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它与造纸术一样对知识的保存和流通造成影响。另外，印刷术的发展与早期的印章无直接关系，古代印章在古埃及、古希腊、两河流域都有使用。美国考古学家在中亚土库曼斯坦安纳乌曾于2000年10月发掘出距今4300年的中亚印章，其文字仍有待考。世界影响中国的四大发明在欧洲近代文明产生之前陆续传入西方，对西方科技发展产生一定影响，印刷术的出现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受高等教育的状况，便利了文化的传播。火药和火器的采用摧毁了欧洲中世纪天主教的思想枷锁。指南针传到欧洲航海家的手里，使他们有可能发现美洲和实现环球航行，为西方奠定了世界贸易和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基础。四大发明，在人类科学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这些伟大的发明曾经影响并造福于全世界，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火枪，火箭，火炮等武器全部由中国发明，宋朝由于单兵作战素质不高，因此大力发展军事科学技术，以求平衡，影响世界的火药武器由此诞生。明朝期间对各种火药武器都进行了相当多的改造，因此明朝的军事科技达到了世界的巅峰。同时明朝还积极地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但从17世纪开始，当西方国家利用指南针环游世界，积极开发殖民地的时候，清廷统治者却开始对外实施彻底的闭关锁国政策，对西方世界的兴起一无所知，中国开始落后于西方各国。造纸术影响早在西汉时，中国劳动人民就已造纸。东汉时，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改进了造纸术，他用树皮，麻头，破布和旧渔网等材料制成植物纤维纸。蔡伦他曾被封为“龙亭侯”，所以人们把他创造的这纸叫做“蔡侯纸”。从6世纪开始，造纸术逐渐传往朝鲜、日本，以后又经阿拉伯、埃及、西班牙传到欧洲的希腊、意大利等地。1150年，西班牙开始造纸，建立了欧洲第一家造纸厂。此后，法国（1189）、意大利（1276）、德国（1391）、英国（1494）、荷兰（1586）、美国（1690）都先后建厂造纸。到16世纪，纸张已流行欧洲。中世纪的欧洲，据说抄一本《圣经》要用300多张羊皮，文化信息的传播因材料的限制，范围极其狭小，纸的发明为当时欧洲蓬勃发展的教育、政治、商业等方面的活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印刷术的影响与争议中国隋唐时期，人们把刻制印章从刻石上拓印文字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唐代留下的《金刚经》，精美清晰，是世界上最早的标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868年）。11世纪中期的宋代，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使印刷术得到普遍推广。中国的雕版印刷大约在公元8世纪传到阿拉伯，11世纪以后，又由阿拉伯传的欧洲，12世纪左右传到埃及，随着造纸术的传播，纸张先后取代了埃及的纸草，印度的树叶以及欧洲的羊皮等，引发了世界书写材料的巨大变革，14至15世纪欧洲开始流行印刷术。欧洲现存最早的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是德国南部的《圣克利斯托菲尔》画像（1423年），晚于中国约600年。1450年前后，德国人受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影响，创制了欧洲拼音文字的活字，用来印刷书籍，比毕升晚了400年。印刷术传到欧洲后，改变了原来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接受较高教育的状况，为欧洲的科学从中世纪漫长黑夜之后突飞猛进发展以及文艺复兴运动的出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物质条件。1584年西班牙历史学家，传教士冈萨雷斯· 德·门多萨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中提出，古腾堡受到中国印刷技术影响；中国的印刷术，通过两条途径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经俄罗斯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通过阿拉伯商人携带书籍传入德国。中世纪欧洲书写都用羊皮纸卷，并无“书籍”和“印刷”的概念。古腾堡以这些中国书籍，作为他的印刷的蓝本。门多萨的书很快被翻译成法文、英文、意大利文，在欧洲产生很大影响。法国历史学家路易·勒·罗伊，文学家米歇尔·德·蒙田等，都同意门多萨的论点。法国汉学家安田朴曾以“欧洲中心论欺骗行为的代表作：所谓古登堡可能是印刷术的发明人”为题，论证欧洲的活字印刷术来源于中国。（[法]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火药的影响中国在唐朝时期就已发明了火药，并最早用于军事。10世纪初的唐未，出现了火炮、火箭，宋时火器普遍用于战争。蒙古人从与宋、金作战中学会了制造火药、火器的方法，阿拉伯人从与蒙古人作战中学会了制造火器。欧洲人大约于13世纪后期，又从阿拉伯人的书籍中获得了火药知识，到14世纪前期，又从对回教国家战争中学到了制造火药、使用火器的方法。火器在欧洲城市市民反对君主专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火药的发明大大的推进了历史发展的进程，是欧洲文艺复兴的重要支柱之一。恩格斯指出：“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指南针的影响早在战国时代，中国就已经根据磁石指示南北的特性制成了“司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指南仪器。北宋时期，人们发明了用人工磁化铁针的方法，制成指南针，并开始应用于航海。南宋时，指南针普遍应用于航海，同时传到阿拉伯。13世纪初指南针传入欧洲。指南针在航海上应用，导致了以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航行和麦哲伦的环球航行。这打大大加速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历史意义四大发明是中国汉族先民为世界留下的一串光耀的足迹，是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巨大贡献的象征

造纸术的发明：为人类提供了经济﹑便利的书写材料，掀起一场人类文字载体革命；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大大促进了文化的传播；

指南针的发明：为欧洲航海家的航海活动，提供了条件；

火药武器的发明：火药武器的使用，改变了作战方式，帮助欧洲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堡垒，加速了欧洲的历史进程。

一是指南针是由司南所创造发明而来；二是造纸术是由蔡军所制造；三是火药是由孙思邈所研究发明；四是活字印刷术是由毕升所研究创造而来。

【摘要】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是谁发明的？

【提问】一是指南针是由司南所创造发明而来；二是造纸术是由蔡军所制造；三是火药是由孙思邈所研究发明；四是活字印刷术是由毕升所研究创造而来。

【回答】指南车相传是在黄帝大战蚩尤时，用来辨认行军方向的工具。指南车事实上是一种机械的装置，指南车在行进时，仙人的手都指着同一方向。 指南车的制作原理和指南针利用磁力指示方向不同。在战国的时候，才出现真正利用磁铁的磁力指示方向的仪器司南。 造纸术约发明于 西汉 雕版印刷谁是世界雕版印刷术的先驱？1968 年，韩国庆州发现唐代武周时期印刷的《无垢金刚经》，在国际学术界引发了一场“中国是不是雕版印刷鼻祖”的争论。我国著名科技史家潘吉星等证实，该印刷品印自中国长安，而且中国还有比此更早的印刷品，证明雕版印刷始自中国隋唐时期，中国是世界雕版印刷术当之无愧的先驱。科技史专家认为，中国早在宋代就有活字印刷术，但明清两代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出版，依然使用雕版印刷，而非活字印刷，可见雕版印刷在当时文化传播中的重要地位。 北宋时期中国出现活字印刷术和火药一是指南针：指南针的发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对物体磁性认识的结果。指南针的始祖大约出现在战国时期。

二是造纸术：东汉的蔡伦，但在蔡伦之前中国人就已经发明了造纸术，20世纪在中国各地出土的许多西汉时期的古纸片，可以证明这一点。

三是火药是中国古代炼丹家发明于隋唐时期，火药的研究开始于古代道家炼丹术，古人为求长生不老而炼制丹药，炼丹术的目的和动机都是超前的，但它的实验方法还是有可取之处，最后导致了火药的发明。

四是印刷术：根据历史学家邓广铭考证，雕版印刷术发明于唐朝，元代，著名道家学者、农学家与机械学家王祯发明了木活字，并创造出比较简捷的适于汉字复杂特点的转盘排字方法。指南针，印刷术，火药，造纸术一是指南针：指南针的发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对物体磁性认识的结果。指南针的始祖大约出现在战国时期。

二是造纸术：东汉的蔡伦，但在蔡伦之前中国人就已经发明了造纸术，20世纪在中国各地出土的许多西汉时期的古纸片，可以证明这一点。

三是火药是中国古代炼丹家发明于隋唐时期，火药的研究开始于古代道家炼丹术，古人为求长生不老而炼制丹药，炼丹术的目的和动机都是超前的，但它的实验方法还是有可取之处，最后导致了火药的发明。

四是印刷术：根据历史学家邓广铭考证，雕版印刷术发明于唐朝，元代，著名道家学者、农学家与机械学家王祯发明了木活字，并创造出比较简捷的适于汉字复杂特点的转盘排字方法。

证据！！多读点书！西方连“个人自有主义”都是取之中国，它来自《道德经》我贵柔思想，与杨朱哲学雷同，类似这样的还有“社会主义”它起源于《论语》大同篇。准确的说，西方是站在中国这个巨人身上发展起来的， 什么火枪啊、火炮啊，那个不是中国的，连抢劫的资本都是中国学来的。那么为什么中国会落后呢？其实中国没有落后，你怎么能说一个与世界贸易保持两千多年顺差的国家是落后的呢？其实很简单，满清属于少数民族政权，居安思危，烧科学典籍《天工开物》，借文字狱屠杀科技人员，才有中国的落后。

英国汉学家麦都思指出：“中国人的发明天才，很早就表现在多方面。中国人的三大发明（航海罗盘，印刷术，火药），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异乎寻常的推动力” 北宋末南宋初 指南针传入欧洲。指南针的历史很难具体化。唐朝末年,火药已被用于军事。在12,13世纪,火药首先传入阿拉伯国家,然后传到希腊和欧洲乃至世界各地。印刷术是蒙古人传到欧洲的。大约时间是蒙古人西征的时候。造纸术发明不就就传到了日本朝鲜，公元715年唐朝军队外出打仗，造纸术传到了阿拉伯国家。十世纪的时候由阿拉伯人传到了埃及、叙利亚。公元1150年阿拉伯人把造纸术传到了西班牙。造纸术：四世纪起传到朝鲜，七世纪左右传到日本和越南；八世纪传到中亚后

经阿拉伯人的努力于十二世纪传到欧洲和非洲；于十六世纪传到美洲；十九世纪传到大洋洲指南针：十三世纪传到阿拉伯和欧洲各国印刷术：十三世纪传到高丽即今天的朝鲜半岛，十六世纪传到日本；1440年左右，约翰内斯·古腾堡将当时欧洲已有的多项技术整合在一起，发明了铅字的活字印刷，很快在欧洲传播开来，实质上推进了印刷形成工业化。 1584年西班牙历史学家传教士冈萨雷斯· 德·门多萨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中提出，古腾堡受到中国印刷技术影响，可以说印刷术在十六世纪晚期传到欧洲各国火药：火药和火药武器在十三世纪中期传入阿拉伯，经阿拉伯的传播，火药日益发展，成为摧毁封建碉堡的制胜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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